当代中国的腐败现象不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
公权力的不当行使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公众对政府的怀疑、质疑和逆反心理加重，进而诱发人们的不合作甚至抵抗心理，这不仅严重削弱了民众的理性参与精神和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某种暴戾的幽暗情绪，民粹主义意识随之沉渣泛起，从而助长了网络上攻击谩骂、穷追猛打、无拘无束、众人推墙的暴戾风潮。网络反腐之所以火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体制内反腐的不信任。
（三）理性与非理性的错杂交织 由于网络反腐是基于民间立场和虚拟平台展开的，同时网民数量又十分庞大、良莠不齐，因此，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某种泥沙俱下、理性与非理性错杂交织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扼制腐败蔓延势头，也才能消减公众对国家反腐的怀疑和亲手操刀的欲求，从而在根本上重建国家的反腐公信，进而消解网络反腐的异化、风险和体制外狂欢，使反腐步入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轨道。然而，至2009年上半年，许社卿、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因不满肖烨未兑现承诺的利益，相继离开公司。因此，尽管反腐举措频出、力度也不小，却仍难以从根本上扼制腐败的快速发展势头，甚至还出现了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从短期向长期演变，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的严峻形势，[37]出现了整体腐败征兆。总之，反腐最终还是要通过深水区改革来阻塞腐败漏洞，并切实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摘要】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导致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的广场化，一切公权力的运行都必须面临公众的监督、评判和检验，当体制内反腐的动力不足或公信力流失时，体制外的网络反腐就会火爆登场。在该案中，从2007年下半年起，肖烨邀约许社卿，采取以女员工色诱官员并偷拍不雅视频为要挟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黑社会组织的产生还与国家权力的松懈或者权力技术不发达有关。
[19]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中也包含有异姓结拜中的歃血为盟与焚表盟誓言仪式，[20]这种在晚清秘密会党形成中普遍存在的异姓结拜仪式可能具有宗教的效果，但已不属于宗教仪式，其功能在于以兄弟血亲关系来模拟异姓关系，形成凝聚力。针对秘密会党的危害，1912年民国政府发布命令宣布解散秘密结社：近闻各省秘密结会之风仍未稍息，名目繁多，宗旨毫无，并有骗取重资，设会结党，以图暗杀破坏大局者……且查秘密各会，结集之初，多出明代遗老，愤痛神州陆沉，迫而为此。秘密会党一般没有超世的人心蛊惑，主要以现世的生活互助、抗暴，甚至夺取政权为目的。不仅在古代社会如此，在科学理性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同样如此。
旧上海青帮的所谓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发迹和政治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也正是凭借政治权力的支持而在上海能够欺行霸市、呼风唤雨。正与邪的二元结构对于打击秘密教门不仅具有语义学上的正当化效应，而且也具有积极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实践后果。
《三国志》上记载刘关张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中文摘要】作为一种非正当性本土资源的黑社会与国内学者强调的正当性本土资源具有类似的社会基础与结构原则。而法学界的刑法学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多局限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有组织的硬性打击上，而缺少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社会结构成因的考察。[10]而现代社会中的黑社会并不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普遍性效力，而以追求现世的物质利益为满足，黑社会也并不必然与政府合法权力发生冲突，在现代社会还有官匪勾结、政府黑社会化的可能。
我们常说邪门歪道、正邪不两立，与我们的正统意识形态相对立并且是不可理解的东西，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恐惧感。[21]有的秘密会党仅仅以共患难同享福等现世的生活互助为组织宗旨，有的秘密会党则以政治意图为其抱负。[3]尽管如此，民俗学和历史学所提供的史料研究却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这些史料进行解释，提出一些关于边缘性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理论问题，从而能够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滋生的社会基础有更恰当和深刻的认识。清代对天地会等秘密会党性质的认定，就不用邪字了，而是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
[15]邪教也是官方称呼秘密教门的普遍性用法。邪这个词颇有人类学上的意味。
而秘密会党以小团体信任和群体利己主义为组织特征，仍然不脱离打天下坐江山的思维定式。[22]秘密会党由于其世俗色彩，也因此容易被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现代政党在组织上将其包装和整合起来，现代政党与秘密会党的不同在于其由西方传入的新式革命观念所引导，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雄心壮志，以建立普世性合法政权为不懈追求的目标。
再次，关于秘密社会的秘密与恶。黑社会组织内部的信任特点是不道德家族主义：对内的道德理想主义和对外的反道德主义并存。异姓结拜在中国由来已久，著名的如东汉末年的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清末有些秘密会党在革命成功之后，失去了政治目标，而其自身又没有独立的意识形态支撑，就仍然保持其从事打家劫舍、绑架勒索、帮派械斗等勾当的会党作风。天地会由于其成熟的结盟仪式、联络方式和组织结构，被学界认定为秘密会党形成的标志之一。本文并非就黑社会论黑社会，而是将黑社会的形成、演变和结构置入整体性的社会背景之中，分析其产生的规律。
即便那些正当性的本土资源或民间秩序与国家法秩序存在结构性原则上的冲突，而不是简单的复制与借鉴关系。秘密会党在民间社会相比于朝廷甚至具有更大的正当性。
秘密教门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组织，如明清的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等，晚清的青莲教、离卦教、真空教，我们所熟悉的太平天国早期的拜上帝教，民国时期或新中国成立后的秘密教门一般被称为会道门，如民国的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等等。尽管秘密教门和现代社会的黑社会都有秘密的特征，但两者的不同在于，秘密教门试图通过教义的说服力来获得普遍性效力，也即秘密教门是具有扩张力的，这一点深受正统社会忌惮，秘密教门历来也是官府朝廷的严厉打击对象，而历史也证明，很多农民起义也是以秘密教门作为扩张力量、增强凝聚力的手段，如清代中期山东的清水教起义、川楚陕的白莲教起义、晚清的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起义，等等。
[12]无尽的困苦带来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失望和麻木，在这个时候，当有人承诺当下的解脱时，就很容易蛊惑人心，聚集教众。首先，关于秘密教门与邪。
本文采取的是社会人类学方法，其不同于古典人类学的地方在于既有对规范运作的微观观察，也有对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宏观分析。有些秘密会党，如天地会、哥老会，在清末甚至成为辛亥革命的组织资源。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出现了权力真空，而个人又处于一种原子化的无序状态，各种秘密社会，特别是黑社会此时极有可能乘虚而入，填补真空。这些秘密教门都有自己的独特教义，从教义内容看，秘密教门都带有某种终极关怀和很多不切实际的承诺，其教义中都有普渡众生、大慈大悲、出离轮回、脱离苦海之类的内容，如明清时期的罗教、明代的弘阳教的教义，[8]并且秘密教门的教首一般都会积极收徒传教，试图扩大影响力。
今民国告成，五族联合，皆如一家人，若再图同室操戈，岂非自相图害，以速灭亡，祸及全国，甘为罪魁，此而不惩，何以立国？[23]秘密会党的黑社会作风自然不见容于民国政府。国内学者对国家法吸收与借鉴民间法的强调，要么是一种忽视实践逻辑的理论建构，要么是将民间法或者本土资源误置为对国家法结构开放的民意。
异姓结拜的团结并不求助于某种对某种异端教义的认同，而只求助于对天然的血亲关系的拟制，因此秘密会党相比于秘密教门，在官方看来也就并不邪，但是秘密会党由于没有了超世的追求，因其秘密性和组织性，就极易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与某些正当的民间组织类似，黑社会组织是普遍信任缺乏所导致的特殊信任现象。
而法学界之外的学者对秘密社会的考察，也多限于民俗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他们更多地是研究是什么而不是研究为什么。不论是秘密教门、秘密会党，还是黑社会，都有一个根本性特征：秘密。
秘密教门和会道门并无实质性区别。【中文关键字】黑社会。[11]秘密教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存在还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们生活的普遍贫困。在古代社会早期，秘密教门在官方或者民间一般被称为左道、妖道，或者邪门歪道。
自宋代以来，邪教就成了与正统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秘密教门的通称，[13]清代政府认为秘密教门非流于妖邪，即困于鄙陋，实皆不足以言宗教也。如果用卢曼的社会学术语来说，恐惧感就是不确定性、复杂性。
此外，人类学方法固然有其价值，但因其研究范围多限于原始风味的社会形态而相对于法学有极大的局限性，其无法代替法学对国家政治建制的研究，因此，对民间法秩序的人类学研究不可偏颇，而要有全局性视野。传教的社会学含义就是通过言辞上的说服追求普遍化的效力和正当化的地位，很多秘密教门也确实有帝王天下的野心，九宫道、龙华佛教会、新星会等秘密教门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封王封相试图举行暴动要做皇帝。
由于某些法学学者视野的局限性，因此极有可能把本土资源幻想为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产生怀古之幽思，[1]民间法秩序固然有可能包含很多能够重建社会的合理成分，但是也有可能包含某些分裂、危害社会的毒素，如黑社会组织。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对秘密教门、秘密会党、民国时期的帮派组织的分析来说明黑社会形成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以及其与国家权力运作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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